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在他新近出版的杰出著作《孤独是可耻的》中指出：“霍布斯理论的一些观点，如粗野的原始人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等，在今天仍然有市场。如艾因・兰德的‘自私是美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推崇，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通过大量引人注目的研究数据，这本书雄辩地证明了人类个体是多么需要他人。孤独只会给我们的健康、饮食乃至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伤害。但我很担心，这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家毫不关心人类的社会属性。

　　经济学家从来都不是独行侠。人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学这门学科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记录了人类从彼此联系中获得的巨大利益。艾因・兰德笔下的男主角，如建筑师霍华德・罗克，也许会因为缺乏一定的社会联系而显得卓尔不群。但是，无论是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书中的主人公从来都不是遗世独立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名段中写道：

　　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结果。

　　劳动分工促进了人与人的交际。10个人一起工作要比1个人单独进行高效得多，因为这时候人们可以做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部分。斯密还写下了对社会孤立的警告：“如果人们居住在苏格兰高地这样荒蛮地区的小村庄里，每个农夫都不得不扮演屠夫、面包师、酿酒师等多重角色。”

　　斯密与弗里德曼在自由市场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利用人类交际的优势。斯密和弗里德曼之所以反对限制自由贸易，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与人、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能够让我们汲取彼此的优点和智慧。信仰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因为崇尚个体独立而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因为人们之间的互惠已经足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个市场，无论是否受到限制，都是一个由人类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它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总能让其成员的生活得到改善。

　　弗里德曼对企业慈善的厌恶并非反映了他对利他主义的敌视，而更像是对承诺的重视。企业的领导者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投资者负责。当他们拿着投资人的钱在慈善晚会里一掷千金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辜负了股东的信任。

　　因为我们觉得多点钱总比少点钱好，所以像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就被扣上了忽视人类社会性的帽子。

　　这种导向使得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金融理论，即总会有一群贪婪的金融家等着出价买下某些被低估的资产。同样，它还使得一些经济理论认为，想要人们忍受糟糕的工作环境和无休止的培训，只需要多付给他们工资就可以。遵循“奥卡姆剃刀”传统的经济学，向来喜欢简单而非复杂的解释。比方说，去年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数增加是因为燃料价格对经济环境的敏感性使其售价飙升，但是，我们也可以简单(也许更正确)地解释为，节约的消费者只是想省钱。

　　但是，当经济学家从金融市场问题转向家庭或种族冲突等问题时，我们的模型就极少忽视社会动机了。弗里德曼著名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贝克正是研究家庭经济学的先驱。这这些模型中，经济学再次关注了人类从彼此的关系中所得到的一切。当然，处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是利他行为，而不是金钱。

　　作为一名城市经济学家，我研究的着重点是城市为人类联系创造的便利。城市通过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而促进了贸易、学习甚至友谊。有些讽刺的是，兰德选择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作为“独狼”罗克的原型。赖特其实更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交教材。他自己就是许多芝加哥建筑师――包括威廉・勒布朗・珍妮、丹尼尔・伯纳姆和路易斯・沙利文在内的串联者，使这些人能够互相学习，为我们带来了摩天大楼和许多其他东西。城市经久不衰的力量恰恰反映了卡乔波教授对人类社会性的论证。

　　人类的社会属性，即人们彼此依赖的事实，能够充分肯定市场的价值。限制贸易不是尊重人类的社会性，而是在阻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