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在近乎一边倒的质疑与反对声中，北大很快公布了获得推荐资格的全国39所中学的名单。紧接着，这些中学所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也很快出炉，再次引发了社会的激辩甚至是声讨。

但使人不太能理解的是，从11月8日北大对外公布“实名推荐制”到现在，尽管社会各界质疑声音不断，北大却一直保持缄默。作为公立大学，出台引起如此广泛争议的方案，北大应该站出来对此做出解释，解释一下为什么从最初的“改革一考定终身的新举措”演化成了“抢生源”的一种手段。北大表态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说出其目的是“高尚的”改革还是“现实的”无奈，而在于教育改革需要透明和民主。

然而，在这个“实名推荐制”以及社会各界的评论背后，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而思之，即社会各界对“偏才”与“怪才”的渴望与焦虑。无论是先前对“实名推荐制”乃是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改革举措”的赞誉，还是后来人们对“实名推荐制”的猛烈抨击，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都与“偏才”、“怪才”有关。请看11月28日的新华时评《“实名推荐制”为何选不出“偏才”和“怪才”》。该文认为，在全国39所名校校长推荐的学生中，“选出的基本上是教师眼中的全才，而人们期待的偏才、怪才未能脱颖而出。”

无疑，我们更应该深思社会与教育界所关注的“偏才”、“怪才”现象。

第一，何为“偏才”与“怪才”？现在有无“偏才”与“怪才”？

从很多评论所举的例子看，所谓“偏才”、“怪才”，无非是早年数学考零分或者低分、但国学与英文考高分乃至满分的陈寅恪、钱钟书等。若把这样当年偏科、后来终成大业者作为例子，就当下而言，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现在的基础教育能否培养出这样的“偏才”与“怪才”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对于绝大多数的考生来说，偏科是不可能上大学的，更别提上一流大学了。以此次被推荐的那个被媒体多次提及的无锡14岁女中学生洪欣格为例，在很多媒体的眼里，她似乎成了一个“偏才”、“怪才”的代表。但若看看她的有关情况，她既不是“偏才”也不是“怪才”，而是“全才”，不过年龄小点而已。

第二，是否“偏才”与“怪才”就是未来有特长、有天赋的“创新型人才”？我们该怎样对待“偏才”与“怪才”？

我们应该看到，“偏才”与“怪才”属于极少数乃至极个别现象。“偏才”与“怪才”并非必然是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在对待“偏才”与“怪才”的问题上，无论是社会还是高校，都应该对他们持非常宽容的态度，并且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个人发展创造良好的甚至是异于他人的机会。但是，无论从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实践中，不能因为“偏才”与“怪才”而忽略了绝大多数“非偏才”、“非怪才”的学生的教育。同时，绝不能把那些“非偏才”、“非怪才”的人，按照“偏才”与“怪才”的模式来培养，更不能把他们培养成“偏才”与“怪才”。

第三，我们该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在中国科技大学招收少年班。这些少年班的情形如何呢？30年过去了，结果一目了然。虽然它的出现在特定时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但从它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来看，我们必须从中找出缘由来。可惜的是，至今我们还未见到为大家所接受的科学说法。更令人遗憾的是，据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教育部一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已于近期悄然实施，目的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入选的高校为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11所名校。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希望以这样早培养、早成才的良好愿望培养大学生，实在是令人怀疑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培养“人才”的终极目的。

上述对“偏才”、“怪才”乃至“创新型人才”的渴望，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教育有着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人们的焦虑感乃至急功近利的迫切心情。近10年来，我们不断听到来自高校内外的声音，一流的大学要培养一流的人才，而最近的“钱学森之问”在使我们反思大学教育失败的一面时，也让我们必须去审视中国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

我以为，大学教育的“使命”应该是培养“人”而非“人才”。唯有培养大学生成为“人”，在其后的学业、职业、事业中，他们才能更好地成长为“人才”。忘记了培养成“人”这一根本，就难以达到使其成为“人才”这一更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