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教育“天问”，说出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困惑。解答“钱学森之问”，也许首先还是“救救孩子”，从解放小学生开始。

人的最后遗言，大多是无所顾忌的。因而，赵丹讲真话，说管得太多了，文艺没希望。巴金讲真话，希望反思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钱学森的教育“天问”，则说出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困惑。

老一辈大师的相继离去，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尽管我们对大师、对杰出人才的渴求从没有如此强烈，建设了诸多“工程”，采取各种刺激政策；然而，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究竟是日益接近，还是渐行渐远，一直是个难以回答的疑问。“钱学森之问”的价值，就在于他以一个大科学家的科学理性，直面现实，直面问题。他毫不客气用了一个全称判断：不是个别院校、部分高校，而是“没有一所大学”按照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补充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一代学人，至今也还未能产生世界级的优秀人才，他们已陆续进入退休之龄。这是近30年来的教育表现，不能再推诿于“四人帮”之类的外因。

比较困难的也许是另一个问题：“钱学森之问”有解吗？许多教育弊端不但打而不倒，甚至愈演愈烈的现实，往往使人心灰意冷，认为没治，换谁都不行。这种无所作为和不作为，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教育病态。事实上，所有这些教育乱象都有确定的解，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神话。对“钱学森之问”的理论性回答，也是相当确定的。

回顾历史和环顾世界，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并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够速成地催化出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年群星璀灿、风云际会的气象，无非说明了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才是大师生长最为重要的环境。因而，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大师和杰出人才，那就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恢复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活力，弘扬大学精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然而，“知易行难”。这个问题再转化一下，就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弊端究竟能否治理？大学自治、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体制能否真正实现？一场理性、建设性和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可能的吗？我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当然，这有赖于对教育改革整体的谋划，确定清晰的目标模式，并将它建立在法制、民意、实践和实验的扎实基础之上，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实施。人们对正在制定中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期望，就是要做好这件事。

作为钱老遗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的教育遗产，“钱学森之问”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解读。钱学森本身的教育经历已经显示优秀人才的成长是一个连续、复杂的过程，所谓“百年树人”。今天，“起跑线”上的恶性竞争，被形象地比喻为“赢在起点，输在终点”。如果我们的小学生就被考试和分数所压倒，好奇心和想象力被磨灭殆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大学教育阶段会有所作为？因而，解答“钱学森之问”，也许首先还是“救救孩子”，从解放小学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