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多次向温家宝提人才培养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向总理谏言，批评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当谈到科学创新思维时，他提出科学工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并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此后温总理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又一次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2007年12月10日，“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在京举行。钱学森的助手涂元季说，钱老“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

　　今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35中时曾透露：“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得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

　　从2005到2009，教育部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直遇着这个问题绕道走。那么教育部在这段时间干什么呢。

　　第一，大学大跃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

　　大跃进的结果，就是把精英教育变成通才教育、大众教育。这一方面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对精英的教育淡化或矮化，使得杰出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第二，大学校长角色严重错位。即本来应该是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变成了政治家。政治家得学会搞权术，没权术搞不了政治，权术就是坑蒙拐骗。马克思·韦伯就说，“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如果是教育家，大学校长是能够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之人的。如果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大学校长呆的地方。可目前的中国大学，大学校长宁愿放弃当教育家的机会而选择当政治家，这是典型的大学错位。大学校长体现的不是教育家的风范，而是政治家的阴谋。从以下所举政治之法就可知一二。

　　断臂自保法。武汉大学的腐败案，武汉大学校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武汉大学校长应引咎辞职，可武汉大学校长不但没有辞职，反而如当代包青天一样清白，如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这件事情中校长什么事都没有那只能用断断臂自保来解释了。

　　金蝉脱壳法。武汉理工大周祖德和谢鸣论文抄袭案，辽宁大学副校陆杰荣采取的就是这个办法，都把学生当了替罪羊，学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校长副校长还在那清清白白。看一看周祖德在给记者的书面材料就可知其中奥妙：“这件事情发生后，尽管我非常重视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但作为谢鸣的导师，我还是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并称将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一个“疏于教育管理”就把摘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教育部长周济对学术造假说“零容忍”，实际上却变成百分之九十九的容忍，百分之一不忍。这百分之一的不忍也就是杀鸡给猴看，猴子不看，猴子的智商都知道只要不杀猴就没事，何况人又是猴子变的，猴子都懂的道理人不可能不懂

　　瞒天过海法。大学在评估、教育部课题的派送用的就是这个方法。评估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大规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众运动式的迎接就是瞒天过海的具体形式。大学里的校长院长拿着课题表面上去看会，实际上以开会名义去旅游，他们都快当代徐霞客了，可惜又没有徐霞客的水平。开了旅游会，回来又不好意思和大家说，就有了当余则成的潜质。我经常突发奇想：是不是地下党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拿了那么多钱的课题，可就是一个像样的科研成果都出不了。

　　第三，学术精英演化成权力精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此外，大学里的博导愿意和权力勾结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有很多的显形利益和隐形利益，官学勾结形成一个利益链、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各用所长。有的博导公开说，就要招社会的有钱的，尤其是有权的官员当博士，这些当官的本来就是人才，再读一个博士就是人才的人才。有的博导还以自己的博士在社会当上某个级别的官而自豪，到处炫耀。官员级别越高，博导底气越足，博导恨不得去舔级别高的官员靴子。

　　第四，把大学生变成了奴才。大学里的意识形态教育，恐怕是最失败的教育，到任何大学都可以看到，一到意识形态的课，讲课好的老师那肯定是不按书本讲的老师，只是这样讲有风险。所以一般老师讲课教照本宣科，这样讲学生虽然不爱听，但没有风险。有的老师甚至说，讲意识形态的课得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否则会疯。因为讲课的老师不信，学生也不信，学生上课都看自己专业的书。比如外语系学生看外语，计算机系学生看计算机方面的书。意识形态的内容只进了课堂，没入耳更没进脑。即使是有认真听这门课的学生，也成了不会思考的学生，老师讲多少，考试的时候就还给老师多少。更要命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学生不会思考问题，不但不会思考，而且不能思考，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失去思考能力的学生就不知不觉变成了奴才。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为了讨好上级部门，把学生最不爱听最不爱上的课说成最爱听的课，这样做只是为了追求政绩而已。

　　由上可以看出，这些年来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或在教育部默认的情况下，大学所作所为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培养蠢才、奴才。教育部回答不了钱学森提出的问题，所以也就玩起了躲猫猫。

　　更有意思的是，王义遒倒是回答了钱学森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需要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也就是说，现在需要的是政治家、经济创业者。这样的回答，想必钱老一定懂，但钱老懂了，定会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