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加入WTO前后，国内高校的经济学教育迅猛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加速通道。不仅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专业设置、院系设置向西方主流经济学靠拢，同时教材也不再满足于国内编写，又进一步不再满足于国内组织的对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翻译版，而是越来越多采用英文影印本，英文授课。
　　 这些专业的老师要求学生参加各类国际通行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比如国际注册会计师、国际精算师、国际金融师等，推行海外高校交流学习制度，直至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请到国内来上课。与此同时，这个领域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在职研究生教育及职业培训机构，当然也包括学生数量。
　　 就在20年前，国内的人们还在为经济学研究到底该姓“资”还是姓“社”，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该不该有商品存在而争论不休。10多年前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作前言里，译者都会谨慎地提醒读者，该教材仅作为批判研究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理论而用。
　　 而在现在看来，相对于任何其他学科，经济学类专业都有最紧迫的竞争压力：这是一个投入几年便能立竿见影获得实际经济收益的领域。
　　 很多人在这里学习金融知识，转身就能通过炒股炒汇炒期货挣钱；参加一个MBA班，转身就获得了业内人脉；甚或，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研究几个热门课题，转身就成了“知名经济学家”，成为了企业的独立董事，政府的座上宾，名利双收。这个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经济管理人才，10年扩招也促成了这个学科的繁荣扩张，因而也有更多的竞争性。
　　 但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说清，如果不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衡量，那么什么才是评价一个经济学院系或专业的好坏的标准？以“知名经济学家”的数量多寡，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大小，还是以企业家校友的财富大小，抑或如某些院系津津乐道的政府官员校友权力的轻重？
　　
　　学术排行榜的力量
　　
　　 或许世俗的人们往往会以拥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量的多寡来衡量一个经济学院系的学术实力。全世界的经济学研究标准和研究方法已经越来越整合到同一个框架和平台中，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可惜的是，国内经济学界在短期内还无法做到零突破。这确乎是一件很让国人尴尬的事，但是否这就证明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是零”呢？显然这样做不公平，因为中国规范的经济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如今还不到30年，而西方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去比较，国内经济学院系根本还提不上号，那么跟港澳台、跟亚洲其他国家去比较，还是有可行性的。
　　 人们可能会想到经济专业的院系排行榜。欧美高校近几十年开始兴起这种由民间力量――尤其是媒体操作的综合指标排行榜，有较高的权威性。国内在互联网兴起后也曾在世纪初掀起一波波制作大学排行榜的浪头。但是相对于院校的排行榜，对单个专业的院系排行榜则乏人问津，大多只成为私下里的比较和大概的评价。
　　 实际上，排行榜的兴起，代表着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育与完善，也代表着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存在，教育消费者力量的崛起。
　　 根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于晓华发表在国内《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统计，过去20年在SSCI（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文献索引数据库，包括全球近600本经济学杂志，在内地经济学院系评估科研成果时很流行）上发表英文论文数量超过两篇的60个中国学术机构（未统计台湾）中，香港有9个，澳门有1个，内地则为50个。
　　 但是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来看，无论用哪种衡量指标，最终前5名都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这也与国际排名一致。而且北京大学的这个第4名虽然很稳固，但是与前3名的数量相距甚远。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SSCI上发表论文超两篇的60家学术机构中，通过对质量和数量进行综合评价后，排名前10名的机构中有7所来自香港，而香港总共只有8所高校。排进前10名的3所内地研究机构中，北京大学、中科院则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后两者的位置在前10名中属于末尾。
　　 不过，国内经济学科研成果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是在从零开始的起点上逐步加快的。据统计，从1988年至1997年，内地在SSCI上发表英文论文的数量每年还不到20篇，不及美国一所一流经济学系一年的科研产量。但是1998年以后，这个数字在不断稳步上升。接下来的这个1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378篇。仅2006年，内地即发表了125篇论文。
　　 这意味着国内的学者在努力接纳世界性的学术评价规则，而不是仅仅满足做一个“经济时事评论专家”。但其中也不排除国人一向喜爱的急功近利的手法，例如拉一些知名学者加入本校某研究机构，大家一起联合署名发表论文，以增加在SCII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这种方法早已被业内人士所不齿。
　　 相对于其他社会学科，经济学科研与教育在中国之所以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国际化，还是源于壮大起来的市场力量的检验、监督与推动。
　　
　　经济学院VS经济研究中心
　　
　　 当然，市场有时候也会起到反作用。当经济效益如此可观的时候――在院系的师资并未增加的情况下，读一个MBA或金融学在职研究生等学位，少则数万元，多则10几万元的学费当然是院系里的香饽饽。同理，几万至数10万乃至数百万不等的课题科研经费，也很令人怦然心动。
　　 “多一个坑多一个萝卜”，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是在单个院校里还是有可能得以实现的，更多的研究位置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各大学中与经济沾边的各种院系、研究中心、研究所借着学校经营自身、加快扩张的势头纷纷如同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纷繁复杂混乱之景象，蔚为壮观。
　　 就拿经济学教育名列全国前茅的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来说，北京大学有经济学院、光华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及各种经济类的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则拥有经济学院、商学院、劳动人事关系学院、财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环境学院、农学院以及各类研究中心。
　　 这些院系都是经过历次整合之后形成的产物，都有数十年的历史渊源，彼此之间既相互重复，又相互割裂。
　　 西方经济学院系体系大体上只有4块，即经济学系，搞纯理论研究；农业经济系，研究农村发展和环境经济；商学院，研究商业组织行为、人力资源、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和财务管理；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公共产品与外部性。
　　 但历史渊源复杂的国内院系则不可能这么单纯。据知情人士透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财金学院中包括财政专业，但这个专业应该属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该学院还包括保险专业，而保险作为资产定价的一种，应该属于商学院的范畴；同理，货币银行学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组成部分，应该纳入经济学院。还有颇具中国人民大学特色的劳动人事关系学院，原本应该属于商学院的研究范畴；环境学院与农学院也不应该分家。
　　 院系划分上的混乱并不仅限于秩序，还影响到研究的整合。实际上，这些院系的研究内容上多有重复交叉，不加以协调，足以浪费很多宝贵的资源。
　　 农学院不可研究金融，因为那是财金学院的“势力范围”，“我的地盘我作主”，“不能搞重复建设”。
　　 财金学院要给MBA上课，需要讲授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内容，可是劳动人事关系学院不乐意。
　　 公共管理学院招了MPA的学员要讲课，必然得讲财政，可是财政学是财金学院管着的。
　　 环境学院要研究可再生资源，可是可再生资源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业产品，化肥污染也是农业的事。结果环境学院只能研究城市这一小块。
　　 现代经济学需要强大的数学研究背景。信息学院是否可以大力发展数学研究这种不需要太多器材的学科？可是，总不能把信息学院也并到经济学领域来吧？
　　 知情人士评论说，现在的这些学院，已经是若干年前若干系合并而成的。如果再进一步整合成为更少的院系，估计1/3的院长和副院长将失去自己现有的头衔，那么学校将置这些人于何等位置？要知道，作为一个副部级的学校，这些人的官阶并不低。
　　 所以，院系资源整合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大师与大楼
　　
　　 最近10年，富起来的经济学各院系大楼盖得真不少，不用一一列举。但是，大楼与大师的关系，亦是人人皆知。以国内经济学界现有的水平，能自行培养出大师来吗？又或者，有了大楼，是否就能吸引来大师，哪怕只是大师苗子呢？
　　 拿国内某高校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其特色，从专业建设初期到如今，国家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不可谓不多。20世纪70年代末该校刚复校时，这个专业也为全国输送了不可估量的政治经济学师资人才。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国际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一个是中国人。2007年去世的伦敦大学教授森山岛通夫，他的学术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数量经济化。耶鲁大学教授罗莫，将演化经济学引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西方经济学界不少人重新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是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与国际学术界缺乏交流，无法创新，连维持师资和生源都成了问题。
　　 但即使学术规范在名义上与国际接轨，是否就意味着学术研究水平也与国际接轨呢？如果学校在评价老师们的科研成果时，在国外优秀期刊上发表一篇长达数十页的英文论文算一篇，在国内某“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几千字的中文论文也算一篇，那么有谁愿意费力不讨好地到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呢？在国内发表论文又省力气又不差钱。
　　 如果有的学校想拿着年薪15万元人民币就从世界一流大学挖经济学副教授级的人物过来，那么他们应该打听一下，在这些一流大学里，即使是一名最普通的助理教授，年薪都不会低于5万美元。
　　 问题在于，即便这些教授不考虑钱的因素，而看重中国这块土地，那么这些人来到国内做研究，是否会有人聚拢在他们身边，形成一个紧密的学术圈子？他可不可以不受评职称的烦扰，有没有真心想做纯学问的同道？
　　 “比较中出现的尴尬，有时会成全我们审视与国际相关经济学教育的角度，找到夹角，找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