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时候，我们想对说不清楚的东西保持沉默，但越是说不清楚就越是容易引起争议，这个时候想保持沉默都不可能。中国教育的天底下，有偿家教就是这样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而教师的身份，也是越来越敏感。

　　日前，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拟立法有条件放开有偿家教，再次将“在校教师有偿家教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浙江省政府提交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规定：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或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学生接受有偿家教，并给出了可以解聘的处罚规定。

　　乍一看，“不得从事”、“不得组织”，哪有放开之虞？但的的确确，对在校教师有偿家教的禁止已限制在工作日期间，而“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学生接受有偿家教”规定中“组织”的概念本就十分模糊，于已经暗流汹涌的有偿家教来说，一个“口子”足以引发一波“浙江潮”。

　　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地方立法都对在校教师有偿家教持“扎紧篱笆”的态度。仅比浙江立法早两天，《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该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此规定同样引起了激烈的社会争议。

　　在差堪仿佛的时间里，关于同一事情的立法，果真还有“十里不同天”。由此亦可见分歧之大，分歧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立法者之间。如此普遍的分歧，并非仅仅因为利益的冲突，还有比利益更为深层的问题。

　　在校教师有偿家教，方式各异，有明文禁止，还是暗流奔涌；无明文肯定，却已遍地开花。在争议声中，中小学在职老师搞有偿家教、兼职已是社会公开的秘密。极其普遍的现象，总有极其深刻的原因。

　　有争议就有人支持，有人支持证明有现实的需求，这一需求如果正当，教师提供有偿家教看似无可厚非：既是市场需求，教师满足社会需求，付出劳动，获得报酬，当是坦荡之为，何用禁止？但这却并不是全部事实，在教师行为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更为重大的社会公平问题。

　　毋庸讳言，目前的中高考教育体制所缔造的考分竞争，是造成“课外有课”的有偿家教之最大成因，这一教育体制在造成积弊的同时，亦奉行对于最根本的公平价值的维护：即学生通过公平的学习，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再通过考试，公平地获得人生机会。

　　而有偿补课实则动摇了这一公平的基础，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在课堂上对孩子均等地施教，是确保公平的方式，但通过有偿家教，教师获得更多的社会报酬，教育资源随之以市场为杠杆，向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家庭的孩子倾斜，向教师最能获利的方向倾斜，教育公平与机会均等也就不攻自破。“老师平时在课堂里不好好教学，连最基本的内容都要孩子们去家里听有偿辅导”，家长话语最直接地反映了公平的失衡，同时社会为寻求再次公平而普遍地补课，实则变相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成本。

　　就教师敏感的身份而言——介于专业人员与公务人员之间，在国家加大投入保证其收入的同时，于“偿外求偿”，亦是不公平的附加。“课外有课”为中高考教育制度所卵生，却又破坏了这一教育制度所求的公平，这一悖论在提醒：现行教育制度下，允许有偿补课，将是极不公平的一课。

　　立法放开在校教师有偿家教，开这样一个“口子”，并不是适应现实的尝试，而是千里之堤毁于蚁蝼的开先例之作。人们也许能够接受某个孩子的失败，但整个社会也不能承担教育公平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