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永远铭记，那个改变无数家庭命运的重大决定。三十年过去，他收获了如下头衔: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华南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但如果没有1977年的高考恢复，他或许不会获得如此之多的光华。

　　上山下乡，离多聚少

　　1969年12月，天津少年何平初中毕业，在郊区农村下乡插队。多年后，何平有了特殊的标识———“插队知青”。

　　幸运的是，“插队”不到一年，何平被张家口市文工团看中。在文工团，业务超强的何平成为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

　　“文革”前，父亲何亚杰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常务理事，母亲在一所小学担任行政工作。然而，动乱的洪流裹挟了每个家庭，何平家同样未能幸免，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棚。

　　受到父亲牵连，政审不过关的何平，多次错过了从地方文艺团体，跃进到战友文工团、工程兵文工团等著名文艺团体的机会，“更不敢奢望被推荐上大学。”

　　父亲蹲牛棚，何平下乡，一家人离多聚少。

　　新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1977年8月，邓小平和教育界人士一次会议上谈及恢复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听到消息时，何平正在长沙出差，“很兴奋，但半信半疑，非常担心依旧是单位推荐，而不是自愿报名。”

　　然而，单位的重视却成了他参加高考的最大阻力。1977年12月15日上午8时，高考开锣。直到此时，何平的准考证仍被张家口市文工团扣押。“领导说我是台柱子，坚决不能放。”

　　何平一辈子都会铭记，那个寒冬飘雪的一天。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着从市招办要来的考号，赶到考场，却没有被放行。“考官同情我，说只要能拿到准考证，再晚也放我进去。”何平搬起车子，顶着寒风，一溜烟地“飘过”张家口市不平整到道路，冲进单位书记家中，在他被窝口求他签字，这才拿到准考证。

　　1978年3月8日，他昂首迈进大学校园，成为高考恢复后，新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被大学改变的家庭命运

　　就在那一年，何平兄妹三人那年有两人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因学习成绩出众，何平留校任教。和父亲一样，他也有了“教师”的称谓。

　　此后，何平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先后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南下广州，先后任教于星海音乐学院和华南理工大学。如今成为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他，已桃李满天下。

　　与何平相比，儿子似乎顺利很多。从小学到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就读的学校无一不是重点，个个名声在外，直到香港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广州一家民营企业，“快乐而且纯粹”。

　　而大妹的儿子北京大学毕业后，现在在美国留学；小妹的两个孩子在美国也分别读着大学和研究生。何平说，“读大学，现在成了子女这一代人的家常事。”

　　现在，只有母亲和大妹还留在天津生活，子女们由一市一省散居到世界各地。三十年过后，何平的家再次分散，不过这一次是“自由地”流动。“家庭的命运轨迹，是随着高考恢复而改变的。”何平说。

　　对话

　　家国唇齿永相依

　　记者:如果没有高考的话，您现在估计会在做什么?

　　何平:或许在文工团，继续当一名作曲和小提琴演奏者。几年前，张家口市委宣传部，组织我们这些曾经在张家口市工作过的人参加那年的元宵节文艺晚会，我明显感觉到，1977年的高考对个人、对家庭命运的改变太大了。高考开阔了我的视野，改变了我的人生。

　　记者:每个家庭在特殊的时代，被历史裹挟着经历了特殊的转折，对您的家庭而言，就是高考恢复。您认为参加高考对家庭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何平:有两个。一是高考增加了社会的公平性，它改变着家庭的知识取向，这对社会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二是高考家庭，对大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期望值，而考生则增添了或许从高考开始便已萌芽的大学精神。另一方面，相比一个没有大学生的家庭，我们的社会交往也有了质的变化，比如1994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时，那时全国只有很少的博士生，我感觉重要的不仅是学到了知识，学会了思考，通过与同学的交往，你会感觉到你受到的学习影响、你掌握的学习资源更为多元。

　　所以我赞同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但要控制“度”，且不能盲目。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家庭和国家休戚与共的?

　　何平:“文革”时。小时候，家庭生活是按部就班的，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之后，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懂事了，明显感觉到父母已身心疲惫。父亲被批斗，对我触动很大。那时候，生活也艰苦，全家人最高兴的事是月底发工资。每到发工资的日子，我们都盼着父母上午就能带钱回家，这样中午家里就可以吃一顿好的了。

　　直到现在我买东西，还是保持货比三家的习惯，能省就省。这跟子女辈的消费理念不一样。国家60年走过来，真是不容易。国家好才能家庭好，国家兴亡决定家庭荣辱。有一句话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国与家的关系恰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