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在喜迎共和国60华诞之际，本报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联合主办“科技奖励六十年”座谈会。15日，国家科技奖励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以及国家科技奖部分获得者齐聚一堂，共话60年来科技奖励的成果和经验，探讨未来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科技奖励事业持续科学发展，进一步推进自主创新献计献策。

　　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出席并讲话。他说：“60年来，国家通过奖励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充分体现了国家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导向。”他说，从1956年到2008年底，14位我国科学家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5568项重大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我记得那天给我们发奖的是方毅。”85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闵恩泽院士白发苍苍，语速缓慢。他描述的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颁奖仪式。

　　“1956年，中国科学院设立自然科学奖金，开辟了实际科技奖励的先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基本形成科技奖励体系。”科技部原副部长程津培回忆说，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颁布后，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扩大奖励范围、科技进步奖设立科普评审组和工人农民评审组，以及结合社会发展调整奖励体系结构等。“像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重大装备，还有现代服务业，原来的奖励分组系统都不包括。”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说，国家现在已把科技奖励作为激励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激励创新，是国家科技奖励设立的初衷之一。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高潮也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当时的身份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那次我们院一共得了72个奖项，是获奖最多的科研单位，不过好像没有奖金。”他说，那时候大家并不在乎奖金有多少，而是更看重国家对自己工作的认可。

　　“对获奖者来说，奖励是对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付出的一种最好的回报。对社会而言，奖励代表一种价值追求和导向。”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说。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近年来三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吴生富说，这些奖励鼓舞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获得奖励的成果现在都已成为企业的支柱产品。”

　　房建成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国防工业中使用的陀螺，是这位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研究的课题。他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技奖励的重要性：有些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赚钱的学科，但奖励的导向作用会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做导弹能跟金融一样吗？但今年我们专业招生分数超过以前学校的热门专业，现在的年轻人有理想。”

　　“科技奖励既是对科技工作者辛勤奉献的承认和鼓励，也是对国家科技发展的里程碑式记录，同时引领着大家奋斗的方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党组书记陈佳洱曾多次担任国家科技奖的评委，他说，奖励不仅是承认科学家的成果，更是激励科学工作者努力奋斗，对提高科技工作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品格有很大作用。“几十年的奋斗出一个成绩，国家科技最高奖都是这样得来的，我觉得深受教育。”

　　与会代表还对建立健全奖励体系和制度发表意见。

　　“曾有个医生问我，对他们来说到底是看病还是写论文重要？”陈佳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道出了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评价体系要注重研究成果对科学的推动、对社会的贡献，讲究他的学风。不能简单地看论文数量。”

　　“科技奖励制度建设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奖励什么、奖励什么人，以及怎么奖励。”在谈到国家科技奖励事业未来的发展时，科技部原部长朱丽兰说，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要有大科技的思路，要从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来着眼考虑，把科技链、产业链、价值链融为一体，从中寻找结合点和重点。“要建立健全的奖励体系和制度，我们的路还很长。”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数学与工程计算研究所研究员余德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传宏等也在座谈会上发言。

　　座谈会由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