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理孩子转学手续，福田居民严女士向荔园小学的邬校长送了1万元钱。严女士丈夫称，邬校长当时说压力很大，迟迟不批条子，他们无奈送钱后，邬校长才批了条子。而邬校长称，学生家长没等她反应过来就扔下1万元钱离开，她第二天就让办公室主任办理退钱事宜；目前她已向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此事。（《南方都市报》9月9日）

　　这边厢家长说是“被暗示”，那边厢校长则称“被硬塞”，一时间，这一万元的来路还真是成了众所纷纭的罗生门了。不过，无论是“被暗示”也好，抑或是“被硬塞”也罢，这一万元由家长送给校长这一事实，却是清楚明白、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家长工作的变化，家庭地址的变迁，其实都是孩子产生转学需求的合理因素，而按理来说，无论从就近入学的教育规则出发，还是从教育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的职责来看，甚至是履行义务教育法这一法律责任，教育机构都有义务接纳转学孩子。然而，转学的理由固然可以无可挑剔，但要想让学校慨然接纳，却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说，防范陌生人，对于外来学生心存些芥蒂的心理，要说也可以理解，更何况，学校毕竟不是你家开的，当然也就不能一厢情愿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人家学校是否还有空余的学位，又是否有接纳转学生的教育资源，也的确都是一条条的客观限制。转学手续要想“过五关斩六将”的顺利通关，显然也就绝非易事。

　　不过，有了难度，自然也就有了腾挪操作的空间，学位紧张即便是现实，但学位这东西毕竟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东西，是否增加学位，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有不少弹性空间，而校长更是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决定权。不仅如此，即便挤出了空余的学位，究竟是优先给予哪位转学生，更是有了自由裁量权。而对于这些潜规则，校长不会不知，家长也同样心知肚明，于是，为了让孩子转学事宜不因“被操作”而延迟甚至泡汤，即便是校长完全无心的暗示，家长恐怕也会如惊弓之鸟般去极力争取最优先位置。既然“花钱买学位”的事情早已并不少见，转学的背后出现一万元的金钱交易也就并不奇怪了。

　　基于上述视点，究竟是“被暗示”还是“被硬塞”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在学校资源并不透明，甚至还有相当的腾挪操纵空间，校长的权力成为买卖的对象，必定在所难免。